汨罗屈子祠。杨抒怀 摄
谭嗣同塑像。杨福音
范仲淹和他的《岳阳楼记》，千年来成为人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生动教材
宋仁宗庆历三年，范仲淹由副宰相贬知邓州(即今河南邓县)。两年后，贬到湖南岳阳的好友、同年考中进士的滕子京约请他写岳阳楼记。
范仲淹，江苏吴县人，26岁中进士，北宋前期政治家。入仕前曾多年在书院讲学。早在秀才时即胸怀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抱负，自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在宋代初期，学风开阔，胡瑗(教育家)之道德，欧阳修之文章，范仲淹之气节，堪称三鼎足。
范仲淹接到朋友的托请，正是政治上不得意之时，他想到青年时的抱负何时得以实现，他当然要借这篇文章一吐心中郁闷。洞庭湖上，君山一点，岳阳楼头，他要做这千年一记。他虽被贬，却一点也不消沉。他昂扬的志气，像洞庭湖水一样翻腾起来。他从“若夫霪雨霏霏”，写到“至若春和景明”，是想要告诉人们，不管逆境，还是顺境，总要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;要坚持自己的政治理念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范仲淹不愧为这一时代开风气的人物，他的君子之德，政治家的胸怀，是要感召时人的。所谓开风气，就好比一阵春雨过，万物皆发生。君子之风，闻风而起。一人在前引路向上，人人争相跟着向上。
范仲淹和他的《岳阳楼记》，不仅感召时人，更启迪后人。千年以来，这篇经典之作已经成为人们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生动教材。
从春秋至明清，读书人志在求道，求治国之道，求天下太平之道
中国传统的读书人，即士，即知识分子。他们的人生目的、志向在求道，求治国之道，求天下太平之道。何谓道?道即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这也就是庄周讲的“内圣外王之道”。内圣指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，外王即是治国、平天下。而其根本在修身。但不是每个读书人都有机会参与治国、平天下的。何况你今天参与了，明天也许要退出。这样，摆在读书人面前的，就是两条路，即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。”藏不是消极的，只是离了庙堂，藏于民间。在民间授徒讲学，以传其道。
读书人的君子之风，君子之德，在我国，古已有之。像伯夷、叔齐兄弟争相让位，不食周粟，隐居山中采薇而食，最后饿死在首阳山。这种大志大勇，高风亮节，特立独行，丝毫不苟且的古之仁人，他们超时空的美德，正是上古情怀，后世模范。
春秋战国时，贵族已初具知识分子原始雏形。他们讲究道德，人格高尚，意气豪放。他们指点现实，对理想满怀积极的向往。屈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。他的志向从小就远大，“余幼好此奇服兮，年既老而不衰”。他要“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，登昆仑兮食玉英，与天地兮比寿，与日月兮同光”。他看到现实的丑恶，无限悲凉地喊道“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，故将愁苦而终穷”。屈原以完美的人格、闪耀的才情成了万世景仰万代勿忘的圣人。
古时农家子弟读书，一年之中有三个月冬天可以利用。从十几岁到二十几岁，有得十年寒窗，书读得大致可以了。像东汉，政府兴办太学，学生多至三万，真是壮观。战国读书人意气飞扬，西汉读书人纯朴厚重，春秋及东汉读书人则儒雅风流。他们有平民式的书生式的超凡脱俗，同时亦不脱豪迈气概。
苏武的故事是人人尽知的，苏武出使匈奴，匈奴重视他，要他留下，苏武不同意，匈奴人就软禁他。小时候我看戏，看到大雪纷飞，苏武扯下旃毛和雪充饥，眼泪就流下来。匈奴人又将他送到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去牧羊，说等羊生了小羊就放你。其实所牧放的都是公羊，匈奴人骗了他。苏武在那里以捕野鼠吃草为生，过了19年，其志不改。他的操守，他的守节不屈，成了后世人人学习的榜样。
两晋读书人向外发现自然，向内发现深情。他们一往情深，虽则悼念友人，亦有惜美之意。他们精神自由，让自己像一朵花样开放。王羲之就说：从山阴道上行，如在镜中游。他们注重人格之美与同情之心，如阮光禄有好车，人借均给，某葬母欲借而不敢言。阮叹曰：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，何以车为?遂焚之。
唐代读书人有豪杰之气，如李白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“我本楚狂人，凤歌笑孔丘”。至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，可谓唐代标准之士。他提倡古文，按他自己的说法，“好古之文，乃好古之道也。”他要恢复上古读书人的担当情怀，真是有豪杰的志向。
至两宋，先是王安石与司马光新旧之争。后湘人周濂溪以一县令，置身党争之外，继颜子之学，用则行，舍则藏。以退隐讲学为生，为道学之开山，于是理学兴起，经二程，至南宋大盛，由朱熹集大成。
南宋末年，国之将亡，文天祥说：“国事至此，予不得爱身。”数度抗元失败，再移兵广东潮阳，兵败五岭坡被俘，一路千辛万苦，被元将押送京城。忽必烈劝其投降，文答“愿一死足矣!”他的《正气歌》和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青照汗青”的诗句光照日月，气壮山河，足以感天地泣鬼神，成为宝贵的民族精神财富，文天祥亦是光耀天地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。
明代，王阳明在野讲学，其弟子亦不入仕途。王本就一豪杰之士，在南京作闲官，日与门人游山水间，月夜环龙潭而坐者数万人，歌声震山谷。又如中秋之夜，与弟子百余人宴饮天泉桥，酒至半酣，狂歌曼舞，击鼓泛舟，仰天长啸，如游于羲皇之世。而明末顾亭林有句曰：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其时满清入关，亡国在即，他欲维系中华民族文化生命，避免横遭毁灭。
清代是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作总结的时代，道光咸丰后，政权下滑。湘人曾国藩力挽狂澜，曾有言“吾令读书人率农夫以平天下”。义和团后，朝廷日益衰弱，社会责任落到李鸿章、文祥等清流派之肩上。戊戌政变失败后，谭嗣同送梁启超到日本领事馆避难。由于不懂日文，只好与日本人笔谈。谭嗣同写道：“梁君甚有用，请保护之。”日人写道：“君亦应留此。”谭嗣同一笑置之。其时，梁启超面如土色，谭嗣同则意气洋洋一如平日。后有人问谭为何不一同留在日使馆，谭答：“中国眼看将被瓜分，我没有心再活下去了。”谭嗣同入狱后在牢房墙上题诗：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临刑前，仰天浩叹：“有心杀贼，无力回天，死得其所，快哉快哉!”
中国共产党人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。今天读书人依然要养浩然之气
至20世纪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干革命，更是英雄辈出，可歌可泣。有李大钊的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;有夏明翰的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，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”;还有毛泽东诸多瑰丽诗篇词章，更有无数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，成为现代史上光辉灿烂的颂歌。
孟子说要养浩然之气，即是要树正气。人的内心总是要翻腾的，要有志气，要尚气立节。这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传统，我们怎么能将它去掉呢?我们要对先人有敬畏之心，要学会认识传统，尊重传统，要用先人的美德来养育自己。当然我们不会拒绝来自人类任何一方的精神财富，只是我们要警惕，不要没学像他人，最后还忘记了自己。